（二）、文本与评价的关系

　　颜真卿书法评价的资料中题跋文字占了绝大多数，这里我们所说的题跋是指关于针对颜真卿某一件作品而进行评论的文字，在颜真卿书法评价的整理中我们发现一个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象，对于颜真卿书法批评的文字基本都在后世的书论中。下面我们试图从两者的某些特点及关系出发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

　　1、题跋

　　题跋作为一种文体，通行的观点认为起源于唐代，明代徐师曾(1517～1580)《文体明辨序说》论其源流云：

　　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至综其实则有四焉：一曰题，二曰跋，三曰书某，四曰读某……题读始于唐，跋书起于宋。曰题跋者，举类以该之也。

　　以上文字说明了：一是题跋主要是“编之后语”；二是题跋的主要对象为经传、诗文等；三是题跋的起因为“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惑而有得”。书画类题跋，对象明确即为书画作品，主要为三类，一是为自己的收藏所作，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二是为他人的请求而作，此类所占比例也较大；三是观看书画作品之后所作的感想。

　　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是宋代及其以后的题跋文字。题跋文字兴盛于宋代，蔚然成风，苏轼和黄庭坚都留下了数量惊人的题跋。最初这些题跋基本上在碑帖的后面留有直接书写的墨迹，但时过境迁，不少墨迹本已经失传。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是收录这些题跋的文字文本，当然其中也有少数题跋本来就仅有文字文本，并不直接书写在作品后面。下面图标显示的是题跋在一个系统中的大致情况。

　　碑帖→收藏→（古代批评体系）→题跋

　　题跋作为一种行为首先受制于收藏活动，收藏者有时也是题跋者，题跋是题跋这一行为的结果，因此题跋行为具有时空性特点，它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刻、某一特定场景中发生。题跋所呈现的物质形态通常是一件作品，有时和原作是一个整体，需要不断的呈现给他想要展示的人观赏，因此题跋还具有展示的特点和功能。题跋作为一种语言文本，它还是一种话语系统中的产物，因此它要受制于语言方面的约束，诸如具体的评价词汇等。

　　我们通常看到的题跋都是文字文本，却往往忽略了题跋发生那一刻的特殊场域：当题跋者面对一件将要被题跋的书法作品时，首先是在视觉层面上感知这件作品；在进一步的了解后，原作作者的身份、原作的内容会在题跋者心中呈现；最后题跋者经过深思熟虑方才构思成文。题跋者所要考虑的因素有碑帖的文字内容、碑帖的书法风格、碑帖的原作者、碑帖的收藏者等，一篇跋文是在这些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完成的，这一点在此前的研究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可以说，以上特殊情境中形成的对书法作品的论说和一般意义上的论说是有差异的，这一差异可能是理解题跋中书法评价的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

　　题跋还有题跋累积的问题——后来的题跋者所面对的不单单是原作，原作和前人的跋文会形成一件新的作品。如此的不断累积，会形成新的“原作”，导致众多累积的跋文之间也会产生某种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题跋实际上是一次超越时空的对话，不同时间段的历史人物在同一件实物上展开了某种交流。原作者和后来的题跋者大多是当世的精英人物，于是精英人物之间用他们“高山流水遇知音”般的非常识鉴，实现了某种超级链接。

　　题跋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题跋文字区别于通常以“文以载道”为主要目的一般文章体，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说：“老年病目，不能读书，又艰于执笔。惟此与《集古录》可以把玩，而不欲屡阅者，留为归颖销日之乐也。”其目的完全是为了“销日之乐”，并无任何功利之心，这在宋代形成一种潮流，灵活而随意的小品化“题跋”成为文人士大夫文学写作的又一重要形式。这些题跋在宋代往往不会收录于严谨的文集中，只散见于文集以外的笔记、诗话等别集中，到明代类似于题跋类的随笔式小品文才开始被收录到文集中。

　　由于其以上特点他们经常会发表一些超出常识判断的所谓“至论”，苏轼在《论君谟书》得一则题跋中云：

　　欧阳文忠公论书云：“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论。言君谟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就其所长而求其所短，大字为小疏也。天资既高，辅以笃学，其独步当世，宜哉！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论，故特明之。

　　苏轼为欧阳修的观点而辩解，说欧阳修对蔡襄“独步当世”的评论为“至论”。从跋文中还可以知道，苏轼等人的言论并没有得到世人的认可，似乎有些原因无法明说。苏轼在另外一则跋文流露了此种苦衷：

　　余评近风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称也？君谟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未易与不知者言也”到底是何种原因，只有苏轼自己清楚，我们要说明的是题跋文由于其随性而发的特点，可以不必严密论证自己所提出的所谓“至论”。

　　近人张伯英在其《张伯英碑帖论稿》中也多次指出后世题跋者的言论对于碑帖的真伪问题的考证并不能作为论据。同样也说明了题跋随性而发和应酬性的特点。

　　一段题跋所寄存的场域，不仅仅是表面文字内容所呈现的那么简单。或者说要想发现这些跋文的意义，应当充分思考我们所提出的以上诸多因素，然后放到这一独特的场域中才能真正解读其中的信息。

　　2、书论

　　“书论”或者“论书”，前人并没有做出清楚的界定，现在通常将所有与书法有关的文字统统称为“书论”，比如现在看到的苏轼的题跋文字，是经过后人搜集而成命名为“东坡论书”——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的近600篇跋文，经过苏轼自己整理进《文集》的仅有20多篇。同样黄庭坚的大量题跋文字也称为“山谷论书”等等。

　　强调这一区分主要是因为较为宽泛意义上的书论和原来狭义上的书论本来是有个粗略界限的。比如一九七九年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所整理的《历代书法论文选》，从所选择的书论来看，他们有一个比较清楚的选择标准——所编选的论文篇幅大都较为完整，而零碎的题跋、随笔式的文字基本上没有选录。编辑者在出版说明中也强调了这一点：“选编仅限于专论书法技巧与书法历史的部分。从文体上来说，着重论文一体，偶及价值较高的题跋、书启等片段。照此原则仍感篇幅不够，不能全部选入。它如论书家、文房四宝、碑帖、收藏等内容的文章及诗歌、口诀、书信等等，均不录，将来另编。”《历代书法论文选》在选编时显然注意到了书论和题跋、随笔的某种差异。

　　书论和题跋应当是有个明晰的界限，至于后来者将部分题跋也名为“论书”或“书论”并不能说明其基本特点发生了变化。

　　3、两者的区别

　　其一，两者面对的对象不同。题跋所面对的是一件作品，而系统书论要有全局性的考虑。这一不同决定了在评判一件作品时背后的参照物不同，当面对一件作品时作者通常会将这一作品放在颜真卿的整个作品系统中，所以我们看到题跋中最多的表述就是“此碑帖在颜书中……”。系统书论的作者却往往不是面对单件作品，而是根据自己平时对历代碑帖以及前人书法评论的知识积累发表议论。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书论的作者所评价的对象为一个完整的人，即对一个书家成就、特点的宏观把握，然后是这书家在整个书法史或某一段书法史中的位置。

　　其二，两者的书写背景和场域不同。题跋无论是给他人作跋还是自己作跋，在多数情况下跋文的内容隶属于作品，或者说是对作品的一个解释说明，其物质形态多表现为和原作为一个整体。如果题跋者是为他人作跋还要照顾到收藏的心理和动机，如果有此种意图，跋文的措辞就带有应酬的成分；同样为了自己的藏品作跋，也常常会有敝帚自珍的心理。而书论著作的作者大部分是为了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如何构建自己的学说成为写作的主要目的，此时他将会考虑为何要立说和立说后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