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二王”之关系——批评的主要标准辨析

　　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对颜真卿书法批评的主要观点，下面我们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姜夔的主要批评为“无复魏晋飘逸之气”、“魏晋之风规扫地”，项穆的主要观点为“不清畅”，康有为的观点为“古意已漓”其所谓“古意”指的是“六朝”碑刻中多反映的某种特点。以上几种观点实际上可以归为一点，那就是和“二王”体系的关系问题。

　　“二王”所建立不仅是一种风格样式，而是在这种样式中所体现的被后世文人所普遍接受的一种对于书法美的普适的标准。苏轼之所以推崇颜真卿是因为颜真卿具有“魏晋以来风流”，黄庭坚的理由也是如此。

　　也就是要推崇颜真卿必须要借用“二王”已经在人们心目中所形成的某种标准，别无它途。但是在解读颜真卿书法的过程中确实也遇到了障碍，就是颜真卿无论如何从外在面貌上看不出和“二王”体系的密切关系，对于这一点苏、黄二人各有自己的办法。我们来看看苏轼、黄庭坚是如何推崇的，其中是否隐藏着什么信息。

　　苏轼何尝意识不到颜真卿书法存在的缺陷，在这一点上他与米芾对颜真卿的尖锐批评依照的是同一个标准。他曾雄心壮志地说：“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可见他对魏晋风格仰慕至极。他在元丰五年（1082）曾劝说米芾改学晋人，“米元章元丰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他自己应当说也是竭力上追这一理想的。因此，他推崇颜真卿目的是想以颜真卿为中介上攀王右军。他在《题颜鲁公书画赞》中说：

　　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最为清雄，字间栉化，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

　　他认为在颜真卿众多风格不一的作品中《东方朔画赞》“不失清远”，这一风格正是颜真卿学习王羲之《东方朔画赞》的结果，表面上“大小相悬”但“气韵良是”。这一段话对我们理解苏轼的诗词及书法艺术的追求极为重要，苏轼的诗不正有“清雄”的特点么？

　　苏轼接受颜真卿绕开了人们的视线，选择了颜真卿早期与王羲之风格面貌更为接近的《东方朔画赞》而没有选取颜真卿晚年风格成熟时期苍茫雄浑的一面。

　　苏轼在大字的面貌上有《东方朔画赞》的影子，黄庭曾有论述：“东坡尝自评作大字不若小子，以余观之诚然。然大字多得颜鲁公《东方先生画赞》笔意，虽时有遣笔不工处，要是无秋毫流俗”。但是《东方朔画赞》（书于754年）是颜真卿早年的作品，此类风格与颜真卿之所以成为颜真卿的晚年风格距离应当是不小的。

　　苏轼的书法在结体上显然没有选择颜真卿的平正宽博，在这一点上似乎与以攲侧取力的徐浩有更多相似之处，苏轼自己却不承认，“昨日见欧阳叔弼（欧阳修第三子）云：‘子书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觉其如此。世或以为似徐书者，非也。”他的儿子苏过更是对此进行过辩驳：“俗手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看苏轼的小字，与王僧虔甚至于魏晋时期的风格多有默契。

　　黄庭坚品评书法的最高标准是“韵”，而“韵”应当是后人对晋代书风的评价，清人梁巘在《评书帖》中曾对上不同历史时代风貌做过一个概括：“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黄庭坚就是用这个字来评价晋人风格的，他曾在《题绛本法帖》中说“观魏晋间人论事，皆语少而意密，大都犹有古人风泽。略可想见。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追求“韵”首先要脱掉俗气，刘熙载在《艺概》中说“黄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那么从整个唐代来看，不合流俗的人也就只有颜真卿了，如他评价颜真卿的《蔡明远帖》：“笔意纵横，无一点尘埃。”应当说黄庭坚之所以推崇颜真卿，主要是看中了颜真卿的不合流俗的品格，换言之他推崇的是“书品”——颜真卿的书写精神。

　　与苏轼不同的是，黄庭坚选择了颜真卿的《宋璟碑》作为学习王羲之的中介。苏轼选择了颜真卿还没有形成自己风格时的《东方朔画赞》，而黄庭坚选择的却是他写于772年的成熟期作品，黄庭坚初学苏轼但风格取向最终分道扬镳，两者的区别大体可以追溯到这里。

　　然而《宋璟碑》在颜真卿诸多楷书作品中亦是较为特殊一路，欧阳修认为此碑与《瘗鹤铭》笔法相似，黄庭坚亦深以为然。

　　右军尝戏为龙爪书，今不复见。余观《瘗鹤铭》，势若飞动，岂其遗法耶？欧阳公以鲁公书《宋文贞碑》得《瘗鹤铭》法，详观其用笔意，审如公说。

　　关于《瘗鹤铭》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无有定论，而黄庭坚则坚持认为《瘗鹤铭》乃王羲之所书。

　　顷见京口断崖中《瘗鹤铭》大字，右军书，其胜处乃不可名貌。以此观之，良非右军笔画也。若《瘗鹤碑》断为右军书，端使人不疑。如欧、薛、颜、柳数公书，最为端劲，然才得《瘗鹤铭》仿佛尔。惟鲁公《宋开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间。

　　后人康有为认为黄庭坚受此碑的影响较大，面貌有相似之处。

　　宋人书以山谷为最，变化无端，深得《兰亭》三昧，至于神韵绝俗，出于《鹤铭》而加新理。

　　黄庭坚之所以喜欢《宋璟碑》的原因就在于“惟鲁公《宋开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间，”而此“四五间”却正是受到了王羲之《瘗鹤铭》的影响。他是否在学习《瘗鹤铭》的过程中参照了《宋璟碑》，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我们比较黄庭坚和颜真卿的诸多作品发现《宋璟碑》应当是他学习颜真卿的主要范本，黄庭坚的书法不正有“瘦健清拔”的特点么？

　　不管是苏轼、黄庭坚对颜真卿书法推崇还是后来人对颜真卿的批评他们借用的武器都是“二王”书法所确立的在人们心目中所形成的诸如“韵”、“古雅”的标准，当然颜真卿本人书法面貌的多样性为诸多评价提供了不同的资源。

　　苏、黄是颜真卿地位的重要推崇者，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出，他们在书法主张和实践上还是以“晋韵”为旨归，其推崇颜真卿的真正目的恐怕并非我们所理解的那么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