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分书论中对颜真卿书法的贬低

　　姜夔（1155～1121年）认为唐代书法因为科举制度的原因损伤了书法的艺术性，他在《续书谱》中说：“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并进而认为颜真卿和柳公权对艺术性的损害是空前的，“至颜、柳始正锋为之，正锋则无飘逸之气。”虽然他承认颜、柳有自己的面貌并且影响了好多人，但却因此魏晋风规扫地，他说：“颜、柳结体既异古人，用笔复溺于一偏。予评二家为书法之一变，数百年间，人争效之，字画刚劲高明，固不为书法之无助，而魏、晋之风规，则扫地矣”。

　　郑杓撰、刘有定注《衍极并注》中曾批判颜真卿的行草书说：“真草与行各有体制，欧阳率更、颜平原辈，以真为草，李邕、李西台辈以行为真，大抵下笔之际，尽仿古人，则少神气，专务道劲，则俗病不除，所贵熟习兼通心手相应”。大概他认为颜真卿的行草书是在楷书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样并不是行草本来的“体制”。

　　项穆（约1550～约1600年）《书法雅言》中谈到颜真卿通常和柳公权并称，其对颜真卿的书法基本持批判态度。首先他认为书法应当以“清雅”为主，他说“考诸永淳以前，规模大都清雅，暨夫开元以后，气习渐务威严。颜清臣蚕头燕尾，闳伟雄深，然沉重不清畅矣”。他没有完全否定颜真卿，但是“清雅”却是文人书法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对这一概念的否定意味着项穆基本态度上对颜真卿的书法并不欣赏，他又说：“颜清臣虽以真楷知名，实过厚重。”进而认为“颜、柳得其庄毅之操，而失之鲁犷”。项穆用古代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清雅”否定了颜真卿。

　　宋曹（1620～1701年）在《书法约言》中论及取法问题，认为从一般学习的角度，颜真卿是不足取的，颜书只适用于“朝庙诰敕”，应当学习锺、王，他说“欧、颜诸家，宜于朝庙诰敕。若论其常，当法锺、王及虞书《东方画赞》、《乐毅论》、《曹娥碑》、《洛神赋》、《破邪论序》为则，他不必取也”。在他看来“常”是一个对书法评价很重要的标准，“常”可以理解为我们所说的艺术的普遍规律，而在这一点上颜真卿并没有他所推崇的几种范本所具有的特点。

　　朱履贞（1796～1820）在《书学捷要》中持和宋曹一样的观点，认为颜真卿书法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颜鲁公正书，沈厚郁勃，碑字偏于肥”。

　　在钱泳（1759～1844）的整个论述中颜真卿并没有特殊的地位。首先他认为颜真卿属于一种体系下的一员，隶属于北派，“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然后，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的影响也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他认为唐代大历以后“宗颜、李者多”。他说：“有唐一代之书，今所传者惟碑刻耳。欧、虞、褚、薛，各自成家，颜、柳、李、徐，不相沿袭。如诗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谓唐人诸碑尽可宗法也。大都大历以前宗欧、褚者多，大历以后宗颜、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间，则皆习徐浩、苏灵芝及集王《圣教》一派，而流为院体，去欧、虞渐远矣。然亦有刻手之优劣，一时之好尚，气息之相通，支分派别，难以一概而论。即如经生书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观其用笔用墨，迥非宋人所能及，亦时代使然耳”。再者，对于董其昌认为“宋四家书皆学颜鲁公。”他认为并非如此，而是“皆学唐人耳。”他说：“思翁之言误也。如东坡学李北海，而参之以参寥。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元章学褚河南，又兼得驰骤纵横之势。学鲁公者，惟君谟一人而已。”最后他对于书法的学习提出建议，应当参照以米芾为例的遍习诸家之法。

　　刘熙载（1813～1881）认为，褚遂良是“唐之广大教化主”，而颜真卿得其一面，这样就完全否定了颜真卿被苏轼等人所推崇的立足点——即“集大成”、“全面”之说，他说：“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

　　康有为（1858～1927）在《广艺舟双楫》中也有贬低颜真卿的言论，当然他是从贬低整个唐代碑刻入手来看待颜真卿问题的，也就是说他批评的不是颜真卿一个人，而是包括颜真卿在内的一群人。比如他认为“欧、褚、颜、柳，断凫续鹤以为工，真成可笑。永兴登善，颇存古意，然实出于魏，”他对魏碑的推崇世人皆知，他认为在存有魏晋古意上，只有虞世南取法于魏。对于颜真卿的批评也引用了米芾的话，他从隋碑入手来切入这一话题，他认为“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一线之延，惟有《龙藏》。《龙藏》统合分、隶，并《吊比干文》《郑文公》《敬使君》《刘懿》《李仲璇》诸派，荟萃为一，安静浑穆，骨鲠不减曲江，而风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虞、褚、薛、陆，传其遗法，唐世惟有此耳。中唐以后，斯派渐泯，后世遂无嗣音者，此则颜、柳丑恶之风败之欤！观此碑真足当古今之变者矣”。他还是从古意的角度来批评颜真卿和柳公权的。同时他也并不同意米芾比较激进的批评，认为“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米元章讥鲁公书丑怪恶札，未免太过，然出牙布爪，无复古人渊永浑厚之意，譬宣帝用魏相、赵广汉辈，虽综核名实，而求文帝、张释之、东阳侯长者之风，则已渺绝。”历史上书法流派众多，他认为颜真卿是众多流派中的一种，“十家各成流派，崔浩之派为褚遂良、柳公权、沈传师，贝义渊之派为欧阳询，王长儒之派为虞世南、王行满，穆子容之派为颜真卿，此其显然者也”。这种将颜真卿视为某一流派的说法等于否定了苏轼所谓“奄有汉魏晋宗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的全面评价。